中国一位转基因水稻研究专家近日称，政府在制定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决策时不应受限于民意，此番言论再度引发中国国内对转基因研究的争论。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中国转基因水稻研究领军人物张启发，日前在一个转基因大米品尝活动上表示，转基因产业化的决策依靠民意不是聪明的做法。
据《京华时报》报道，张启发对在华中农业大学参加品尝活动的三百多参与者说：“当前的困境是国家转基因产业化的发展停止，无法实现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
“我个人认为，错失重大机遇。”这位转基因研究专家认为，转基因大米商业化的一再拖延是由于农业部缺乏担当、不作为。“转基因水稻品种要怎么开始推行，现在农业部连办法都没有。”
中国转基因水稻研究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2009年，由张启发及其研究团队开发的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获得了农业部的安全证书，获得安全证书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重要步骤。
“但现在4年过去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更遥远了。”张启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其团队所获得的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将于明年过期。
然而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反对者们却认为，农业部门的谨慎态度无可厚非。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知名反转基因人士蒋高明在其博客中写道：“如果科学实验证据和实践证明转基因主粮并非增产、绿色环保和健康的，那么农业部的’不作为’就是最大的作为。”
蒋高明认为公众不仅有权利质疑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而且“环保部、卫生部和安全部门也必须早日加入进来，早日还老百姓一个安全、放心的饮食环境。”
曾在网络上发起“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的清华教授蒋劲松则认为，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是一个普通消费者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的问题。“民众进行自由选择，这是文明社会最起码的原则，而不是单方面说转基因食品没问题，让大家来吃。国计划大规模改造其国家能源需求和供给，这个被称之为“能源转型”的项目为市一级政府和公众参与开发可再生能源注入了新的动力。
能源转型是德国的国家项目，旨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该项目始于2010年，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核事故后不到一周，
40% 的核电容量便被关闭。而早在2011年之前，德国联邦政府已采纳多项计划，以加速国家能源系统的转型。
能源转型计划要求到2050年之前将德国的一次能源使用减少50%，逐步停止使用核能，并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重提高到80%。
德国第三大城市慕尼黑设定的目标尤其远大。该城市希望到2025年完全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最近慕尼黑建了一座虚拟电厂，这座虚拟电厂实际上是将许多小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厂整合成为一个网络，以单一系统的方式进行运行，这样就避免了单个风能或太阳能电厂常常出现的不稳定问题。为了满足慕尼黑巨大的能源需求，市政府下属的公用事业公司收购了德国北部的25家风电场。
然而，能源策略的转变不仅关系到城市，德国南部小镇威尔德波尔兹里德的居民投资开发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这些项目如今提供的电力和热能已经超过了他们的需求。村民已经开始将结余的能源卖给电网。
德国北部的埃尔霍夫特运行着一座装配了六座1.3兆瓦风力涡轮机的市民风电场。风电场不仅让当地居民得以控制自己家乡的可再生能源供应，还创造了就业机会，支持了当地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同时为地方财政带来了税收。
威尔德波尔兹里德和埃尔霍夫特的例子都表明，社区和个人在德国的能源转型中正在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德国一半以上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产能来自城乡个体居民。实际上，德国四大能源企业在可能生能源总产能中的份额仅为6.5%。
过去几年中，在太阳能、生物质能和风能发电以及电网运营和分配等多个领域均表现活跃的德国能源合作机构迅速增加，目前已经达到约600家。而这一成功背后的秘密就是《可再生能源法案》，该法案的上网电价规定保证了任何人都可以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以固定价格向市场出售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能。
而如此高份额的分散式波动性可再生能源，不只挑战了德国既有的市场设计，或许也重新定义了市政府和市民在能源转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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